面对社会发展对制度变革提出的各种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应当更为频繁地通过修改和解释宪法加以积极地回应。
其次，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必须严格限制在其字面意义上，以确保其有效性和适用性。补充设定违法行为是指上位法已经规定了某一种类的违法行为，但地方性法规基于现实的复杂，在该项下设定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情形。
（二）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界说在《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的法律规范表述中，存在两个核心内涵，一个是关于未作出的定义，另一个则是关于行政处罚规定的定义。这表明补充设定权的空间受到了严格限制。修订草案二审稿对该款的规定是，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但二审征求意见稿又将其修改为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2]有些学者结合《立法法》提出我国的立法形态为先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和实施性立法之外，又增加补充性立法。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行政法律规范得以有效落实的重要保障，其制裁特征类似于刑罚在刑法体系中的效用，因此谦抑性原则也被视为控制设定行政处罚范围和程度的规则。
（四）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等的建筑控制地带，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设置的。[18]乔晓阳：《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载《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6期。[6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因此，应运用目的限缩性解释方法，将它从第33条第2款中予以剔除。[35]民法学上遵循的是同等对待原则，故意与过失两者的价值在原则上是相同的[36]，以责任相同为原则[37]。二者最大不同在于：在过错推定原则下，证明过错并非必不可少。第3款为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行为人标准以案说案，针对不同违法行为人采用个性化过失认定准则。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曾同时适用不予处罚和免于处罚，但理解比较混乱，标准不一。
[74]参见杨登峰：《选择适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3页。在这些立法文本中，立法者都会直接指出主观过错的具体形态是故意或过失，而非诸如主观过错之类的概括性表达。目前，这一方法在民法学和刑法学上都有大量运用。因此，只要行为人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原则上就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并非行政处罚成立的要件之一[3]。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予处罚[22]《行政处罚法》第30条：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据此，判断违法行为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需要从违法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认识到入手，这也是它与非重大过失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一）量罚阶段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必要性整体上，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大类。另有规定看似保持了行政执法的灵活性，实际上却带来了更为可怕的不确定性或不安定性。
一般法和特别法的竞合要件，需要同时在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两方面发生，[74]而《行政处罚法》是缺少事实构成的，只会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某一个方面提出总则性要求。[51]参见龚赛红：《论民法上的过错——以过失程度及其判断标准为核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75-77页。
并且，在总则篇中，新《行政处罚法》已对应受行政处罚的成立要件设置了两个条款。因此，刑法学界也有人主张在定罪和量刑上不区分故意与过失，应当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并创建了所谓的模糊罪过说。
行为人标准一方面不存在上述问题，另一方面，自身被诟病的缺陷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在刑法学界，这往往被称之为一般人标准，或者客观说。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法》 主观过错条款 。[68]参见前注[10]，尹培培文，第54页。[66]参见刘艳红：《过失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第44页。因此，在重大过失之外，行政机关对于法律文本并未明确的过失认定，应当以行为人标准为中心，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意志自由，结合每一个行政相对人的资质、知识和能力，以案说案，实现个案正义。
否则，极有可能会出现日本民法学者所说的何等可笑的事情[44]，因为假若根据过失行为降低了赔偿额，就会出现被侵权人的损失无法完全得到弥补的局面。这是因为：（1）在行政处罚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违反的只是一项禁止性规则。
该款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管理措施。（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1996年《行政处罚法》，就没有使用免于处罚，全文皆以不予处罚统称。[33]参见叶金强：《论过错程度对侵权构成及效果之影响》，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第70页。
从立法过程上来看，另有规定之所以会被写入新法，并且从一审稿到最终审议通过，始终未被删除，同样是基于这一理由。当前，无论是在行政处罚得以单独立法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还是在行政处罚与刑法混同立法的国家（如日本、美国），奉行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几乎是全球共识。（2）由于一般人标准是客观标准，相对固定。[33]在日本，同样不必区分故意与过失，只要行为者的意思有应责备之处，都要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害。
要求能力低于一般人者承担过高的注意义务，会不合理地要求明显无能力者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这与常识不符。在专业分工不断精细的当下，一般人不可避免地需要顺延横向和纵向两个轴心，实现多元化分布和设置。
因此，当前《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不予行政处罚，实际上可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定罚层面的不予处罚，主要适用于违法行为根本不成立。重大过失违反的是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一般过失违反的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第四，从归责逻辑上看，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
[49]前注[43]，林三钦文，第136页。[22]二是量罚层面的不予处罚，主要适用于违法行为成立后因存在法定免罚事由。所谓重大过失，是指因没有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从文义上看，主观过错条款中的另有规定，存在从宽解释和从严解释两种面向，应采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将之向从严方面延展，从而将我国行政处罚活动限定在责任主义框架之内。
法定犯行为人对于结果是放任还是轻信能够避免难以区分。如《消防法》第6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从严规定远远超出了立法预期，多数人并未意料到另有规定除了可以用以平衡行政效率之外，竟然还可以为更高的主观过错要求提供制度通道。
[21]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最典型的两个冲突条款，分别是第9条：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这同样会带来放纵违法的问题，无法避免刑法学上所说的鼓励落后、打击先进的弊端。
主观过错在刑法和民法中之所以能够具体化，一方面是因为在立法模式上，二者采用的都是法典化的单一结构。如《烟草专卖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